“但是紹興人似乎有點不喜歡’紹興’這個名稱，這個原因不曾深究，但是大約總不出這幾個理由。第一是不夠古雅，于越起自三代，會稽亦在秦漢。紹興之名則是南宋才有。第二是小康王南渡偷安，但用吉祥字面做年號，妄意改換地名，這是很可笑的事情。第三是紹興人滿天飛，《越諺》也登載‘麻雀豆腐紹興人’的俗語，謂三者到處都有，實際上是到處被人厭惡，即如在北京這地方紹興人便很不吃香，因此人多不肯承認是紹興人；魯迅便是這樣，人家問他籍貫，回答說是浙江。”

魯迅之不喜歡紹興想必是因為民國時期的人們對紹興有一種先入為主的成見，反正梁實秋在跟魯迅打嘴仗的時候便說魯迅“單有一腹牢騷，一腔怨氣”，接著便以他的籍貫來攻擊，說因為“他是紹興人”，便“也許先天的有一點‘刀筆吏’的素質”。

有一些材料可以證明，民國時期乃至更早的人們對于紹興人的惡感，來自于對于“紹興師爺”的丑化。

清代流行過這樣一句話，“無紹不成衙，無徽不成當”，說當時衙門里的幕僚主要由紹興人擔任，紹興人天生聰明且擅文辭，又素有讀書之風氣，但走上功名之途的成功者畢竟是少數，許多人只能選擇入幕，再加上老鄉之間互相提攜與幫助，不止是師爺，官府里很多打雜跑腿的事，都由紹興人包攬了下來。這些依靠官府為生的胥吏，其實也就是廣義的“師爺”。日子一長，“紹興師爺”的名聲便傳開去了。

在主張“無訟”的傳統社會，這包攬詞訟的職業天生招人討厭。明代小說《醒世恒言》卷三十六《蔡瑞虹忍辱報仇》中就稱：

“原來紹興地方，慣做一項生意：凡有錢能干的，便到京中買個三考吏名色，鉆謀好地方做個佐貳官出來，俗名喚做’飛過海’。怎么叫個飛過海？大凡吏員考滿，依次選去，不知等上幾年。若用了錢，挖選在別人面前，指日便得做官，這謂之飛過海。還有獨自無力，四五個伙計，一人出名做官，其余坐地分賬。到了任上，先備厚禮，結好堂官，叼攬事管，些小事體經他衙里，少不得要詐一兩分錢。到后覺道聲息不好，立腳不穩，就悄地逃之夭夭，十個里邊，難得一兩個來去明白、完全名節。所以天下衙官一大半都出紹興。”

紹興師爺在清代更是風光。按照清嘉道年間官至督撫的福建人梁章鉅《浪跡續談》一書的說法，在京城，除通行官話之外，第二種語言便是紹興話，甚至喝紹興酒也連帶著成了時尚。周作人多少也接受了這樣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