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3月，因為群眾舉報南昌市新建區大塘坪鄉觀西村附近墎墩山上有一座古代墓葬遭到盜掘，沉睡了兩千年的海昏侯墓有機會重見天日。這座目前為止發現的面積最大、保存最完好、內涵最豐富的漢代諸侯國聚落遺址，引起了學術界的高度重視。

與此同時，圍繞海昏侯墓和海昏侯本人的爭議，也未曾間斷：“海昏”的封號有何特殊含義？海昏侯的歷史功過該如何評價？墓葬中的大量黃金從何而來？墓葬的發現又是否會改寫學界對漢代一些重要歷史問題的認識？

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辛德勇研究秦漢史多年，不僅關注秦漢時期的歷史地理問題，也致力于秦漢政治史的研究。在2015年出版的《制造漢武帝》一書中，辛德勇集中論述漢武帝晚年的政治轉向問題，引起學界熱議。如今，隨著海昏侯墓考古成果的不斷披露，他又出版了《海昏侯劉賀》一書，從西漢政治史研究的角度，探討了漢武帝晚年以來的重大歷史事件，如巫蠱之禍、嗣君確立、霍光專擅等，將對海昏侯劉賀其人放回他所處的歷史環境和政治漩渦之中，對他進行分析和評價。

而隨著海昏侯墓的發掘，關于劉賀為何會有大量精美隨葬品，出土的《論語》失傳篇章到底具有怎樣的價值等問題，也成為公眾矚目的焦點。辛德勇在日前的舉行的《海昏侯劉賀》新書發布會上，對這些問題給出來自他的解答。

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辛德勇

大量隨葬財物從何而來？

海昏侯墓葬出土文物于今年年初在首都博物館展出，隨葬品中大量的黃金、銅錢和各種精美的工藝品，首次與公眾見面，人們在驚嘆之余，不禁發問，海昏侯為什么會這么有錢？它的財富是從哪里來的？

對于這個問題，有學者認為這些財富反映了西漢時期，江西南昌鄱陽湖地區經濟的發達，辛德勇卻認為這一解釋缺乏根據。辛德勇師從中國歷史地理學科的開創者史念海，歷史地理的一個重要分支就是歷史經濟地理，研究歷史上各個區域的貧富狀況，物產分布等等。從歷史經濟地理的專業來看，鄱陽湖周邊一帶在西漢時期是非常荒涼的，和今天江南山明水秀、經濟富庶的狀況不能相提并論，而當時中國經濟最發達的，是黃河流域的河南、河北、山東地區。

司馬遷曾在《史記·貨殖列傳》中這樣描述江南的經濟狀況：“楚越之地，地廣人稀，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贏蛤，不待賈而足，地熱饒食，無饑饉之患，以幫砦窳偷生，無積聚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

因此，我們就很難想象只當了不到四年海昏侯的劉賀，如何從當地聚斂這么多財富。但換一個角度講，長沙馬王堆出土的時候，也有很多人質疑為什么在經濟相對落后的長沙，墓葬里卻能出土這么多精美的文物，辛德勇認為，這只能說明，墓葬里出土的是只供貴族享用的少量工藝品，不能代表這個地區的經濟狀況。

海昏侯墓中出土的金器

那么如果這些財富不是在江西南昌附近聚斂的，就只剩下兩種可能：一是劉賀曾做過27天皇帝，這些陪葬品是他從長安城皇宮里帶出來的東西；二是，劉賀進長安城當皇帝之前，做昌邑王的時候，在昌邑故國積累的財富。辛德勇認為第一點基本可以排除，因為當時劉賀身邊的親信隨從都被權臣霍光鏟除，劉賀離開長安城的時候跟囚犯差不多，是被押解回去的，這種情況下他沒有條件攜帶任何財物。于是也就剩下了第二種可能。

辛德勇在分析第二種可能時，援引了史念海的論文《釋陶為天下之中兼論戰國時代的經濟都會》內容，文中分析了“陶”這個地方成為經濟都會的優勢。陶是今天的山東定陶，在昌邑國都昌邑縣向西不遠。戰國的時候曾有這樣的說法，“陶為天下之中”，意思就是陶是天下重要的交通樞紐。

陶之所以能夠成為“天下之中”，有一些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首先，中國傳統社會是農業社會，陶這個地方土地肥沃、農業發達，人口也相對稠密。其次，古代交通主要靠水運，陶有黃河支流經過，運貨的商船可以從這里直接進入黃河，加之當時黃河、淮河、長江幾大水系之間均有人工開鑿的運河，南下可以到達漢江平原，也就是今天的湖北荊州一帶，西進可以直抵咸陽，足以證明它的水上交通意義。除此之外，這里的陸路運輸也有一個便利的條件，就是著名的午道。午道指的是一橫一縱的十字路口，而這個十字路口的交叉點就在昌邑縣附近。因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在西漢時期，昌邑國十分富庶，坐擁水陸交通樞紐，由此可以推斷，海昏侯墓中的大量財富可能來自昌邑國。

海昏侯墓里的《論語》有什么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