號稱高效率、低排放的清潔煤電在亞太地區風頭正勁，吳文淵認為這一技術是全球低碳轉型的重要棋子。

陜西榆林的煤基地。圖片來源：Nian Shan / Greenpeace

在對抗氣候變化的全球行動中，西方國家一直被奉為沖鋒陷陣的領導力量，而發展中國家則往往被打上 “落后分子”的標簽。但是現在這種傳統看法恐怕是站不住腳了。因為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不久前剛剛宣布，美國將退出《巴黎氣候協定》。就在消息發布當天晚些時候，中國政府卻再次重申了自己將嚴格遵守《巴黎協定》的堅定立場。

美國退出《巴黎協定》，中國是否會就此成為全球環境行動的領導力量?許多分析人士認為很有可能，就連《紐約時報》和《國家地理》等媒體也特意開辟專欄探討這一問題。

雖然中國的確有能力在氣候變化問題上扮演領袖的角色，但是想要完全彌補美國留下的領導力缺口，恐怕難度很大。因為中國中央政府的要求在落實到地方時總會出現各種偏差，所以很難確保能夠從上至下地貫徹中央的環保承諾。

從政策到資金，中國政府在環保方面的投入不可謂不大，一是為了應對國內民眾對環境污染的強烈不滿，二也是為了讓其他國家對中國的環保決心和成就“刮目相看”。就拿與制造業一起共同占據中國碳排放總量80%的能源行業來說，目前這一行業正發生著驚人的變化。2016年，中國可再生能源(水力、風力和太陽能)發電總量達到了153TWh，與德國186TWh的可再生能源發電量基本持平。

國際能源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預計，至少在2040年之前，煤炭仍將是全球主要的發電燃料，南亞與東亞地區煤炭消費量還會繼續增長，而中國仍將是全球最大的煤炭消費國。

燃煤發電可以做到真的“綠色”嗎?

煤炭是中國最主要的能源來源，而如何讓燃煤發電“綠起來”自然也成為了中國環境行動的重要組成部分。為此，中國已經出臺了比歐美地區更為嚴格的燃煤電廠排放與能效標準，要求新建電廠每立方米氮氧化物排放量不得超過50毫克，而這個數字遠低于美國(95毫克/立方米)和歐盟(150毫克/立方米)的標準。

超超臨界燃煤發電技術也有望幫助相關電廠達到這個相對嚴格的環保要求。相比于亞臨界燃煤機組，超超臨界火力發電機組的燃煤溫度更高(約760攝氏度)，內部壓力也更大(超過3萬多千帕)，因此發電效率也更高。美國進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后文簡稱CAP)最新發布的一份報告顯示，中國能效最高的100家燃煤電廠中超過90%配備了超超臨界技術設備，而美國的這一數字僅為0.76%。顯然，中國在這一方面步子邁得比美國更大。

為了鞏固超臨界機組升級帶來的能效提高，北京還推出了其他一系列措施。比如在生產環節，企業開始廣泛采用煤炭粉碎技術和大型流化床鍋爐。此外，政府還鼓勵投資煤熱解、煤氣化、碳捕集與封存(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簡稱CCS)等技術，積極推動煤化工產業發展。據了解，電力生產和工業生產過程中產生的碳排放有近9成都可以通過CCS技術封存在枯竭的油氣田和無法開采的煤層中。值得慶幸的是，相比于亞臨界和超臨界電廠，在超超臨界機組中添加CCS技術設備相對難度反而更低。

中國煤電產業：內部差異不容小視

的確，中國在燃煤電廠綠色改造方面已經遠遠走在了美國的前面。但是要想成為全球清潔能源模范領袖，中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因為中國在能源開發和碳排放方面存在著巨大的區域差別。真實情況總要比眼前所見要復雜得多，這也可以算作是一種“中國特色”吧。

目前，中國在政治、地緣政治、經濟等方面都具備了推動國家能源政策向清潔化方向轉型的條件。比如，中國政府之所以會推出“清潔煤炭”計劃，很大程度上是為了平息中產階級對環境污染問題的不滿。此外，通過前沿技術大幅度削減碳排放也可以彰顯政府的減排意愿，有助于鞏固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積極落實其“經濟發展與社會和諧相協調”的施政方針。然而，中國政府這種自上而下分配排放份額和制訂能效標準的做法本身也存在一些弊端，因為它給不同地區的不同電廠留下了不少違規的空間。

比如，安裝超高能效低排放(high-efficiency low-emission，后文簡稱HELE)設備會導致電廠前期成本高出20%到30%。對于享受政府補貼的大型電廠來說，消化這部分成本并不困難，而小型電廠則負擔不起了。因此，中國現有燃煤電廠中仍然有48%屬于能效水平較低的亞臨界電廠。除電廠之間的技術差別外，欠發達的煤炭產區(比如內蒙古和寧夏)與臨海發達地區之間能效水平也有差別。巨大的地域差別也讓中國政府試圖在全世界面前展現的從上至下一致環保的形象大打折扣。面對中央的環保目標和地區經濟增長與就業需求，污染嚴重的地區常常會陷入兩難境地。

清潔煤炭技術：方興未艾?

盡管存在上述差距，但是中國仍然為全球樹立了榜樣，證明了可持續發展不一定就是可再生能源與煤炭之間非此即彼的零和游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