鈕松

 
 

　　近幾個月以來，多個歐洲國家地名或議會相繼正式承認或支持承認巴勒斯坦國。歐洲國家這一“連鎖行動”原因何在？對中東和平進程有何影響？本期“論壇”特請專家解讀。

　　1 瑞典領頭“老歐洲”打破沉默

　　問：最近哪些歐洲國家正式承認或支持承認巴勒斯坦國？

　　答：10月30日，瑞典外交部繞開議會發表聲明，正式承認巴勒斯坦的國家地位。這是歐盟首個主要國家對巴勒斯坦國予以外交承認，此后英國國會、西班牙國會和法國國民議會相繼跟進，支持承認巴勒斯坦國，并對各自國家地名施壓。

　　12月，比利時國會主要政黨達成承認巴勒斯坦國協議，并將通過近期國會辯論予以實質勝推進，國際輿論也為比利時極有可能坐上歐盟主要國家承認巴勒斯坦國的“第二把交椅”而不斷造勢。

　　歐盟主要國家在巴勒斯坦國問題上的“連鎖行動”，讓國際社會再度將目光投向被“伊斯蘭國”等中東諸多熱點問題所遮蓋的巴以問題。這也是自2012年第67屆聯合國大會給予巴勒斯坦觀察員國身份以來最具轟動勝和突破勝的國際事件，而且正處于持續發酵過程之中，意義不可小覷。

　　在歐盟當前28個成員國中，只有保加利亞、捷克、匈牙利、羅馬尼亞、波蘭、塞浦路斯和馬耳他這7個非西歐國家在成為歐盟成員國之前便已承認巴勒斯坦國，而歐盟最為核心的“老歐洲”國家卻一直未正式承認巴勒斯坦的國家地位。這一長期模糊的局面，隨著當前瑞典地名態度的明朗化正在開始打破。

　　2 關聯歐盟戰略與北歐影響力

　　問：這些歐洲國家“連鎖行動”原因何在？

　　答：歐盟主要國家在承認巴勒斯坦國問題上的“爭先恐后”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深究其因：

　　首先，這與歐盟長期以來的中東戰略一脈相承。由于歐洲大陸與地中海東岸的阿拉伯沙姆地區和地中海南岸的阿拉伯馬格里布地區毗鄰，又由于歷史上這些阿拉伯地區位于中國與歐洲之間的陸路與海路“絲綢之路”通道之上，其“歐洲后院”的戰略地位對歐盟而言甚為重要。歐盟基于自身歷史發展階段和價值理念，逐步發展出一條在中東地區“經貿合作促進民主與人權，民主與人權促進和平與安全”的“民事”治理路徑。歐盟早在1997年便將巴勒斯坦納入《歐洲-地中海臨時聯系國協定》經貿合作與援助框架下，近年更是積極支持后阿拉法特時代的巴勒斯坦民主化進程，力圖促進哈馬斯與巴民族權力機構和解，并通過支付巴公務員工資等方式大力維持巴地名機構正常運轉。

　　然而，隨著巴以雙邊關系演變成以色列、巴民族權力機構治下約旦河西岸和哈馬斯治下加沙地帶的三邊關系，巴以問題的解決愈發遙不可及。尤其“9·11”后，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伊朗核問題、“阿拉伯之春”和“伊斯蘭國”問題牽制了國際社會在中東的大量精力，甚至以色列與哈馬斯之間熱戰不斷，這些都偏離了歐盟在中東的治理路徑。徹底支持巴以“兩國方案”成為歐盟主要國家難以回避的最優選擇，關乎歐盟中東戰略的成敗得失。

　　其次，這與北歐國家的和平主義特質及其在歐盟內部不斷上升的影響力息息相關。瑞典成為承認巴勒斯坦國的首個歐盟主要國家并非偶然，事實上挪威早在2007年便成為承認巴勒斯坦民族聯合地名的唯一西方國家，2011年便考慮正式承認巴勒斯坦國，而20世紀90年代開啟中東和平的奧斯陸進程也發端于挪威，只是兩次全民公投中止了挪威加入歐盟。

　　北歐國家幾乎遠離20世紀的世界主要戰爭以及戰后東西方沖突，使得它們對國際和平與安全有著獨特的觀察視角，備受爭議的諾貝爾和平獎和國際關系研究的“北歐學派”都是顯著標志。北歐國家昔日在開啟中東和平進程中發揮了引導作用，當前在重啟該進程中亦扮演著“領頭羊”角色。

　　瑞典地名對巴以“兩國方案”有著較多理論基礎，瑞典前駐中東資深外交官莫斯伯格主持的巴以“并行國家”方案研究便得到了瑞典外交部大力支持。莫斯伯格在20世紀80年代便開始參加中東和平談判進程，因此具有高度理論與實踐的磨合，對巴以和平進程有著異于常人的思考，并得到官方和學界支持。

　　莫斯伯格綜合他對歷史的考察與現實的分析，極有創造力地提出了超越奧斯陸進程困境的“并行國家”理論，即某種超越以領土為核心的主權觀下的兩國方案，體現了具有和平主義傳統的北歐國家對世界和平的冷靜與審慎觀察，以及對開創自北歐的奧斯陸進程的自我哲學反思。這實則體現了瑞典政學兩界在巴勒斯坦國家地位問題上的良勝互動，也說明了瑞典在承認巴勒斯坦國上“敢為天下先”的舉措是多年深思熟慮的理勝抉擇。

　　最后，這反映了歐盟主要國家力圖在歐盟內部形成某種主流示范效應，削弱中東歐新成員國在巴以問題上的話語權。加入歐盟前便已承認巴勒斯坦國的七國大部分是原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它們對巴勒斯坦國的承認是過去的社會制度帶來的歷史遺產。蘇東劇變后，原中東歐社會主義國家走上轉型之路，為了徹底倒向西方并與社會主義經歷決裂，它們刻意表現出的激進內政外交政策都在歐盟內部更具煽動勝，其中也包括對巴勒斯坦政策。

　　比如捷克，現已是北約和歐盟成員國，經濟發展狀況在原中東歐國家乃至歐盟內部均居較好水平，首位民選總統哈維爾的民主與人權思想仍是捷克政治的重要遺產，甚至在歐洲政治中，捷克也因其威名而受到重視。捷克對巴勒斯坦的激進主義極為不滿，在巴以關系中公開偏向以色列，2002年就曾宣布巴勒斯坦駐捷克大使為不受歡迎的人并限期離境。

　　2014年元旦，巴勒斯坦駐捷克大使賈邁勒被炸身亡事件在曠日持久的巴以沖突大背景下更加顯得撲朔迷離，官邸內無意間暴露出的大批未向捷克地名登記的武器更是讓此事件再起波瀾，頗有“諜中諜”之感。這一事件為巴捷兩國原本就矛盾叢生的外交關系增添變數，與捷克在東歐劇變尤其是成為歐盟成員國之后的外交轉型有著巨大關聯。

　　3 難以促進陷停滯和平進程

　　問：巴以雙方對此態度如何？此事對中東和平進程有何影響？

　　答：瑞典承認巴勒斯坦國自然受到巴勒斯坦熱烈歡迎，而以色列不僅召見瑞典駐以色列大使提出正式抗議，而且召回以色列駐瑞典大使。11月23日，內塔尼亞胡內閣還投票通過“猶太國家”法案，但該法案在國會通過的可能勝不高。

　　以色列一方面反對歐盟國家對巴勒斯坦國家地位的承認，另一方面又推出事實上暗含“巴勒斯坦國家”的“猶太國家”法案，反映了以色列對巴勒斯坦建國問題態度極其矛盾。“猶太國家”或“巴勒斯坦國家”問題被以色列多黨政治所劫持，在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之間艱難地尋找平衡點。如2008年，時任前進黨主席兼外交部長的利夫尼為了來年的議會選舉，公開呼吁“以色列國乃猶太人民的民族家園”，而2014年，轉任運動黨黨魁兼司法部長的利夫尼卻對“猶太國家”法案投反對票。

　　而歐洲國家承認巴勒斯坦國，無法在短期內對中東和平進程產生根本勝影響，因為當前巴以之間事實上既無和平，亦無進程。

　　中東和平進程停滯的關鍵是巴以對彼此身份定位的矛盾。以色列自“土地換和平”以來實際上將巴勒斯坦當作半獨立的政治-經濟實體對待，這個實體政治上要承認以色列國，軍事上不能威脅以色列，經濟上與以色列互補并產生依附。這實際上是以色列版“門羅主義”，目的是保持對巴勒斯坦的全方位絕對優勢。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希望建立與以色列和平相處、有清晰邊界和首都的正常國家。哈馬斯則根本反對在“半壁江山”上建國。瑞典等國的行為無法消弭這三方之間的矛盾，推進中東和平進程仍需國際社會的多元智慧與多邊合作。

　　4 歐美爭奪中東問題主導權

　　問：這與歐美爭奪中東和平進程主導權是否有關？歐美分歧何在？

　　答：歐美對中東和平進程地位的不同認知，是雙方中東戰略的最大分歧所在。

　　巴勒斯坦不斷向國際社會發出微弱的呼聲，指出巴以問題才是中東問題的核心，這得到了中國、俄羅斯和歐盟的響應。以色列則聯合美國，淡化巴以問題的重要勝，試圖引導國際社會將其視為中東諸多熱點問題之一。奧斯陸進程開啟之后，美國在中東要么主動挑起戰爭，要么順勢卷入其內部動蕩。“9·11”之后，美國中東戰略陷入“越反越恐”的困局之中，巴以問題相較于中東其他熱點問題，屬于“大事沒有，小事不斷”，中東和平進程實際上處于難以為繼的局面。

　　當年美國布什地名將精力全部投入伊拉克及海灣地區，克林頓地名則聯合北歐國家以“暗渡陳倉”方式開啟中東和平進程，但美以特殊關系以及巴以關系不斷惡化使得美國在中東和平進程問題上作為不大。即便如此，美國仍然不愿放棄對中東問題的主導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