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移民有兩大類型。一是明初政府組織的人口遷徙；二是人民自發流移，而政府加以限制和打擊。這兩種遷民在移徙過程中達到新居地后的生活及遭遇很不相同。明初政府組織下的移民，被遷徙的原因，所去的地方，到新地區的職業，均有所不同。一種情形是為開發朱元璋故鄉鳳陽地方，幾十萬人遷到那里。二是為解決地少人多區域的失業問題，將狹鄉之民遷往寬鄉。洪洞大槐樹移民到阿北、河南、山東、安徽、江蘇、陜西等地，給錢鈔備農具，三年內不征賦稅。(《明史·太祖本紀》)200多年后顧炎武到河北大名府，了解到當地居民來源于山西的情況，他聽魏縣長老講，該縣非土著居民占人口的十分之八，睿、滑、內黃等地遷居者也占十分之三，(《天下郡國利病書·北直·大名府田賦志》)以此想見明初山西洪洞大槐樹移民之多。后世河南、河北人說起祖籍，往往提山西，并形成俗諺“問我祖先來何處，山西洪洞大槐樹”。人民因為天災人禍被迫無奈地自行流徙也有兩種情況。一是因旱澇天災，沒有收成，在本地無法生活，就到外鄉逃荒，渡過青黃不接之時，回到本土，繼續生產和生活，這種流動是暫時的，即在家鄉留有耕地，或只有少量的土地，但很貧窮，官稅私租，以及高利貸，壓得他們喘不過氣來，于是為了獲得自己的耕地，為了逃避繁重的賦役，尋找一片樂土，背井離鄉，進入移民的行列。明朝中期，由于土地兼并和賦役苛重，迫使相當數量的人民離開故土，出現嚴重的流民問題。流民移動，有的離原籍較近，有的很遠，形成分散各地的移民區。但就全國范圍講，流民多向中國腹部山區移動，就是河北、河南北部、山東、陜西北部、四川及長江中下游湖北、湖南北部。移民在路途上的生活，明人李松寫的《流民嘆》有生動的描述。他寫道：“側側背鄉井，遲遲行道側。”這是上路時的情形與心理，對熟悉的故土難舍離，但還是狠狠心告別了。同行的是妻子兒女，一個個因為饑餓，臉上都是焦黃的。往哪兒去呢?“聞道大河南，人家富黍稷。”這是一個農民，聽別人講南方好，就朝那兒奔。肩上挑著破爛家私擔子，走不快，但是心里很著急，恨不得立即到了理想境界。饑餓時拿出帶的干糧啃幾口，邊走邊吃，哪有錢找個飯鋪享受一餐呢!道路上風塵撲面，身上的衣服盡是落的土，像個黑泥人。走到天黑，臥在荒郊野外。由于白天奔走的疲勞，加上無家可歸的煩愁，哼哼嘰嘰地難以入睡。傷心到了極點，感嘆人生固然有許多痛苦，但是以沒有家為最可怕。第二天爬起來又走，如此走啊走，像被颶風刮動的浮草，像沒有樹林的上空的飛鳥，哪兒是個安身之處呢，還不知道。全家人回頭往北看去，離開老家已經漸漸地遠了。一路之上，饑腸轆轆，心情沉悶，備嘗艱辛，熬到尚不知是不是樂土的新處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