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句‘京口瓜洲一水間’，以愉快的筆調寫他從京口渡江，抵達瓜洲，‘一水間’三字形容舟行迅疾，頃刻就到。次句‘鐘山只隔數重山’，以依戀心情寫他對鐘山的回顧，第三句‘春風又綠江南岸’，描繪的生機盎然的景色與詩人奉召回京的心情相諧合，‘春風’一詞，既是寫實，又有政治寓意。宋神宗下詔恢復王安石的相位，表明他決心要把新法推行下去。對此，詩人感到欣喜。他希望憑借這股溫暖的春風驅散政治上的寒流，開創變法的新局面。‘綠’字還透露了詩人內心的矛盾，表達了作者希望早日辭官歸家的心愿，這種心愿，至結句始明白揭出。”－－如此強化政治色彩來解析《泊船瓜洲》詩的詩意，是很有代表勝的。

　　但這樣的解析，卻存在著無法自圓其說的自相矛盾處：詩人既想早日辭官，就不可能有奉召回京之欣喜，既想急于赴京上任，也就不可能有想早日辭官的想法，這二者猶如水火，是難以相容的。也有論者斷言，詩人此次復出還政，可謂春風得意，大喜過望，那所謂的“明月何時照我還”的戀鄉情緒，不過是虛晃一槍的矯情之詞而已，是不可以認真對待的。“春風又綠江南岸”，骨子里說的是對皇恩的感激，是對新法實施前景的樂觀描繪，是詩人內心的還朝施政喜悅的移情于景，詩的感情基調是歡快的，樂觀的。

　　上述兩論，是歷來解讀《泊船瓜洲》詩的論點中最具代表勝的，但把該詩作為政治抒情詩來解讀，是既不符合詩人作詩時特定的際遇和心境，也不切合詩作自身建構的藝術形象的內蘊的。《泊船瓜洲》應是一首純粹的鄉愁詩，它的感情基調應是憂郁傷感的，是毫無輕松、喜悅、樂觀的色彩可言的。

　　詩人寫作此詩時，已是五十五歲的老人了。幾年來，圍繞著新法舊法，朝廷上無休止地爭論和攻訐，致使新法的推行十分艱難。因而本來就有些消極思想的王安石，在經歷了兩次因推行新法而罷相的坎坷遭遇之后，心力交瘁，對從政產生了強烈的厭倦感。罷官期間，他曾寫下了許多描繪自然風光、抒寫閑情逸趣的詩作。對于這次的朝廷以“同平章事”的重任重新起用，王安石曾兩次辭官而未獲準。因而他這次的上任，從心情上說，是十分勉強的。而在他上任以后，又多次請求解除宰相職務，并終于在復出后的第二年，如愿以償地再度罷相，重又回到家鄉江寧，過起了舒心適意的隱居生活。從這次短暫的復出過程可以看出，重新還朝施政并非王安石所期盼的，所熱衷的，相反地他還把復出視為畏途而屢拒屢辭。顯而易見，在這樣的際遇心境下寫作《泊船瓜洲》，也就難免不在字里行間注滿憂郁、傷感、消沉的感情了，也就難免不對即將遠離的家鄉懷有深深的眷戀之意了，他又怎么可能會以“春風又綠江南岸”喻皇恩浩蕩，抒發什么如愿以償的為復出而欣喜的感情呢？ 再從詩作本身看。詩的結句“明月何時照我還”是全詩的主旨所在，它以直抒胸臆的形式為全詩定下了憂郁、傷感的感情基調，明白無誤地告訴人們，詩人對復出還政并無如愿以償的喜悅，更無急不可待的熱切。相反，詩人還遠沒有到達京城，家鄉還未從視線中消失，內心里就已真誠地發出了回家鄉的念頭，這思鄉之情還不深切真摯嗎？今日明月送我而走，他日明月“何時”送我而還？仕途險惡，吉兇難測，那“何時”二字是詩人發自肺腑的一聲沉重嘆息，蘊含了詩人對險惡仕途的擔憂，對施行新法前途的顧慮。詩意憂思深切，格調也十分蒼涼，是如聞其聲的一聲喟然長嘆，是詩人抑郁消沉心態的真實自然的流露。

　　從結句定下的鄉愁沉重憂切的感情基調反觀，“京口瓜洲一水間”也不可能是在時間上強調船行之快來寫詩人心情的輕松愉快了，它與“鐘山只隔數重山”一樣，都是從空間上強調家鄉的山山水水離此時旅次江北瓜洲的詩人距離之近。此時詩人“泊船瓜洲”，回首南望，那熟悉而親切的“京口”僅一水相間，“鐘山”也只隔數重山，真是近在咫尺。但空間距離上的近，卻反襯了詩人心理距離上的遠。因為家鄉雖如此之近，但可望而不可及，看近實遠。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距離還會越來越大，更何況這一去又不知何時才能回來，不知何時才能再見到這家鄉的山山水水，甚至他可能還會更為悲觀地想到，將來還能不能再回到自己的家鄉。詩人在這里運用了以近寫遠、相反相成的藝術手法，委婉含蓄地表現了詩人憂惋深切、無可奈何的傷感心情，展現了詩人心靈深處的巨大的失落感、孤獨感。其實，一水長江，數重大山，相間相隔的空間上的距離也是很大的，詩人反以近寫之，也是為了強調詩人對家鄉的強烈依戀，是戀戀不舍的思鄉愛鄉眷鄉之情的自然流露，又何來輕松愉快的喜悅心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