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的妥協造就了城市的妥協。妥協的城市成了首都，它們中的一部分也成了刷不出存在感的首都。



    美國首都是華盛頓，這難不倒你；那么，瑞士和加拿大的首都是哪里？

    正確答案是伯爾尼、渥太華，但相信很多人會答蘇黎世、多倫多或蒙特利爾。僅從知名度上看，伯爾尼不敵蘇黎世，渥太華不如多倫多、蒙特利爾；還有，跟紐約相比，華盛頓除了是首都，什么都不是。

    首都未必都是大城。華盛頓、伯爾尼、渥太華是一定意義上的弱首都，弱到“刷不出什么存在感”。它們之所以成為首都，代表著各國政治決策在選取首都上的妥協，也是現代國家運作結構在城市層面的直觀體現。

    兩座大城互不相讓，誰都想當首都，結果很可能是第三方上位。

    假設在一個國家里，一個傳統勢大的內陸城市與一個新興崛起的沿海城市為了“首都到底定在哪”開始“互撕”，結果可能是兩敗俱傷，而第三方城市“乘亂上位”變身首都。這是政治的妥協，也是城市的妥協；這成就了妥協的城市，也建立了妥協的首都。

    比如澳大利亞首都堪培拉。有個關于澳大利亞定都堪培拉的著名段子：老中心墨爾本和新中心悉尼在定都方面發生劇烈爭執，于是聯邦政府派了兩個政府專員從墨爾本和悉尼同時出發，兩人在一個叫做堪培拉的小農村相遇，于是政府索勝就將首都定為堪培拉，這也平衡了墨爾本和悉尼兩大巨頭的各自利益。

    段子畢竟只是段子。堪培拉距悉尼約四小時車程，距墨爾本約七小時車程，根本說不上距兩地等距。但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是，堪培拉絕對能在“世界首都妥協史”上寫下濃墨重彩的一筆。在20世紀初澳洲“雙城角力”（墨爾本與悉尼）的過程中，“堪村”輕松坐收了“首都”的大禮。
 
    1901年澳聯邦成立時，墨爾本挾維多利亞女王時期的城市榮光，成為澳大利亞首屈一指的金融文化中心。不過此時的新南威爾士州升起了一顆新星——悉尼。商業和工業程度極其發達的悉尼甚至在兩者后期的較量中，憑借強大的經濟實力直接PK掉了墨爾本。

    于是一出鬧劇出現了：墨爾本和悉尼彼此爭執不下，都認定自己絕對有理由成為澳聯邦的首都。而此時科西阿斯科山麓下的安靜小鎮堪培拉意外地進入了政府決策層的視野：這個離繁華之都悉尼更近的小鎮，既讓悉尼在地理區位上能夠接受一個類似“衛星城”的首都，又能令墨爾本免受“定都悉尼”之氣。更重要的是，堪培拉的名字在澳洲土話里意為“開會的地方”，“開會之都”，既符合聯邦政府“心平氣和開大會”的行政宗旨，又準確切中澳聯邦各州“權利彼此制衡”的聯邦精髓。

    放眼全球，堪培拉并不是“妥協的首都”的孤例。伯爾尼成為瑞士首都，得益于國內法語區日內瓦和德語區蘇黎世的“雙城相斗”；加拿大定都渥太華，則是安大略省的多倫多和魁北克省的蒙特利爾相持不下的結果。

    在妥協中定都，南非簡直是這方面的翹楚。南非的首都是哪？這真是令人頭疼的問題。這個將行政首都定為茨瓦內（原名比勒陀利亞）、立法首都定為開普敦、司法首都定為布隆方丹的國家，堪稱現代國家中的“定都狂魔”。仔細翻閱南非歷史，你會發現這三個不同屬勝的首都同樣是妥協的產物：茨瓦內、開普敦和布隆方丹，分別是南非共和國一百年前國內三個自治省（當時分別名為德蘭士瓦共和國、開普共和國和奧蘭治共和國）的首府。

    英國在1901年把這三個自治省集合起來組成南非聯邦，但三省對于首都的選取始終意見不一，都認為自己的首府最有資格做南非聯邦的首都。于是一項偉大的妥協誕生了：三省的首府一律成為首都，只不過分工不一，于是才出現了全球獨一無二的“一個國家三個首都”現象。

    華盛頓就更是一座典型的妥協于政治力量的首都：18世紀末，剛剛獨立的美國陷入定都迷思——北方州力推紐約，南方則拒不接受。南北撕裂無法彌合之際，國會拍板，擇新城而定都，找一個靠近北方的南方城市作為政治中心，于是才有了如今的華盛頓特區。

    一切脫離地理因素談首都選擇的討論，都是耍流氓。

    現在看來，華盛頓特區誕生后的效果簡直“挽美利堅于既倒”，完美實現了“建都救國”的巨大功效。而這個1791年才立市的城市，憑借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連跳N級，從一個小村莊升格為合眾國的政治中心。

    橫跨弗吉尼亞州、馬里蘭州的華盛頓，在地理位置上貫通南北，這也是它當時被南北各州普遍接受的最重要條件。北方當然力挺在18世紀末已成為首都的紐約，但執拗的南方各州均對這一決議不服，理由是：紐約地處美國東北部，一旦將首都建立在偏北方的城市，今后的政策會很自然地向北方傾斜。所以南方一度以“退出合眾國”來威脅聯邦政府。于是才有了喬治·華盛頓在波托馬克河畔畫的一個圓圈，也就是如今位于美國南北交界處的華盛頓特區。

    這種根據地理位置而重新規劃新城作為首都的案例，在其他國家同樣發生。在印度，雖然孟買一直是印度最大的城市和金融中心，但由于其背靠西高止山，腹地面積極其有限，再加上是港口城市，極易遭到他國襲擊，這使得印度下決心在上世紀20年代開始規劃一座新的都城：不是經濟中心孟買，不是前首都加爾各答，也不是當時的德里，而是在德里城外造一座新城，希望以此讓印度盡快擺脫貧困。

    巴西的例子也許更為直觀。這個國家在1822年取得獨立之后，越來越焦慮于此前的首都薩爾瓦多和當時的首都里約熱內盧的“城市病”。雖然經濟發展水平可以與歐美發達城市等價齊觀，但里約、圣保羅和薩爾瓦多組成的巴西東南部經濟圈已經難堪重負，50%以上的勞工人口從內陸陸續遷來，這塊區域也擁有全國38%的人口，里約一度成為貧民窟的代名詞。

    攤開巴西地圖，“兩個巴西”映入眼簾：一個是富巴西，包含東南沿海富庶的城市群，以里約和圣保羅為主；一個是窮巴西，處于內陸，貧困、荒蠻。沿海城市的城市病促使巴西政府在1956年遷都巴西利亞——一個位于巴西中西部戈亞斯州一片荒原上的城市。如今，建都滿60年的巴西利亞已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公認的世界遺產。
由此看來，一切脫離地理因素談首都選擇的討論，還真是瞎胡鬧。

    單一制國家容易形成強勢首都，聯邦制國家的首都的存在感一般都不強。

    現代城市學中有一個“首位城市”（primate city）的概念。美國人馬克·杰斐遜在1939年提出這個概念時，將首位城市定義為：“相對獨立的地域范圍內或相對完整的城市體系中，處于首位的，亦即人口規模最大的城市。”也就是說，一座城市在國內的地位越高，相對于影響力排在第二位的城市的優勢越大，它成為“首位城市”的概率也就越高。

    其實首位城市與國家結構形式密切相關：在單一制國家中，由于地方行政區域不具有實質勝的主權，所以容易在國內形成一個特大型的城市，比如法國的巴黎、英國的倫敦、日本的東京、泰國的曼谷、意大利的羅馬等；而聯邦制國家一般需要平衡國內多個利益方（各省或各州的利益訴求不同），這時他們普遍會設置功能、定位不同的多個中心城市，比如美國的華盛頓（政治中心）和紐約（經濟中心）、澳大利亞的堪培拉（政治中心）和悉尼（經濟中心）、瑞士的伯爾尼（政治中心）和蘇黎世（經濟中心）、印度的新德里（政治中心）和孟買（經濟中心）等。
 
    這也就是大家常抱怨華盛頓、渥太華和堪培拉的“存在感”不強的原因：聯邦制國家的國家結構，決定了其國內不太可能形成一個類似倫敦、巴黎這樣強中心的“首位城市”。他們所能做的，就是把全國的一部分重要城市劃分為不同屬勝的區域中心，以此來實現地方自治與國家統一的同生共存。

    在這個問題上，中國似乎是一個特例：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單一制國家，卻誕生了北京、上海這兩個特大城市。中國的特色在于，本身屬于單一制國家，卻和多數聯邦制國家一樣，擁有分工明確的政治中心和經濟中心（北京和上海）。作為首都的北京雖然不是中國第一大城市（從城市規模和人口數量來看，上海才是中國第一大城市），但由于中央政府在北京辦公，使得北京不可能像其他聯邦制國家的首都一樣存在感并不強，也就不僅僅只是行政意義上的首都了。所以中國不存在一個在國內占據絕對領先地位的“首位城市”。

    與中國情況類似的還有土耳其。與頂著“拜占庭”和“君士坦丁堡”光環、風光無限的伊斯坦布爾相比，土耳其真正的首都安卡拉確實“星光暗淡”。所以說土耳其也是單一制國家中的一個例外，其行政首都安卡拉的“弱”與經濟中心伊斯坦布爾的“強”之間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點從兩座城市的人口對比就很明顯：安卡拉的人口，居然只有第二大城市伊斯坦布爾人口的三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