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黃島路：早期青島的平民化節拍

　　要看清楚城市化早期的青島，不能缺失大鮑島中國城。這塊毗鄰城市歐洲區的坡地，由于廣東、寧波和山東周邊投資商的廣泛參與，以遠遠超出德國租借地當局者想像的速度，魔術師一般締造出了不可復制的成長景點地圖，其中諸如周寶山、劉子山、宮世云、傅炳昭、丁敬臣、包幼卿、成蘭圃、高秩臣等華人商業領袖，成為了能夠與老羅伯特這樣的德國投資者爭奇斗艷的本土榜樣。

　　從歐洲區天主教儲備地向北，依次是德縣路、平度路、黃島路。這幾條東西走向的街道，在1900年代完成了青島歐洲城向大鮑島中國城的過渡，并在黃島路迸發出無限的創造力。

　　實質上，黃島路對于早期青島的意義，猶如地處歐亞之交的土耳其，一邊是歐洲文明躊躇滿志的擴張，一邊是本土文化步履維艱的堅守。黃島路一路走過的綿延，沒有成為保守主義的屏障，也不曾培育出理想主義的種子，卻讓平民化的節拍，積累成日復一日的風景，平常、順暢、斑駁，最終成為了流動著的城市紀念碑。

　　亡羊補牢的陌生人

　　黃島路和其所依附的大鮑島華人社區的源頭，肇自1897年11月德國海軍對膠州灣的占領。1901年8月海因里希·謀樂編輯的《山東德邑村鎮志》記載，歷史上的大鮑島村位于膠州灣青島的北面，有王姓和于姓居民680人，都是漁民和農民。村中建有一座帶學校的祠堂，和一座成規模的士紳莊園。謀樂考證，“鮑”字指經干燥腌制的海生物，魚、牡蠣等。此前地圖上也將這里稱 “豹”，就是豹子、豹貓，豹島是海灣中離村子不遠的一個島。德國占領軍隨后將大鮑島老村莊收購，1900年冬拆除了這里的茅棚等建筑物，開始在這個區域建立一個新的中國城。

　　隔離帶隔出黃島路

　　1898年3月，中德在北京簽訂條約，確定德國有期限租借膠州灣海岸，租期99年。就此，青島租借地形成基本框架。期間在柏林制作完成城市規劃，新城分為歐洲區青島和華人區大鮑島兩大部分，中間以自然地形設置隔離帶。此后出現的黃島路，就在這條溝谷狀隔離帶上。歐洲區和華人區的設計，基于具有歧視勝的“種族隔離”理論，主要體現在居住權的限定上，兩區域間日常的商業、社會活動與人員流動，不在限制范圍內。大規模城市化開發之后，華洋分治的局面并沒有制約大鮑島華人區的爆發式擴張，隨后幾年華人區土地相繼告罄，向隔離區域尋求發展空間，成為現實選擇，黃島路由此誕生。

　　1905年醞釀成熟的青島關稅修改，成為推動大鮑島地理擴張的契機。此次改稅，顯現了華人經濟圈日益增長的巨大活力。是年，黃島路連同平度路像兩個亡羊補牢的陌生人一樣，出現在一片規規矩矩的“井田制”布局的邊緣，擔負起單向度溝通的責任。實質上，這兩條貿然切入的新街道，與其說這是在完成一種“溝通”，不如說更像一道屏障，其讓無形中的緩沖區依靠鱗次櫛比的建筑物，實現了真正意義上的地理阻礙。因為當道路兩旁的建筑物陸續建成后，如果想從傳統的大鮑島華人社區行進到歐洲區，需要很費功夫地繞過一大片密不透風的隔離建筑。基于同樣的原因，從歐洲區進入大鮑島華人區，一樣也頗費周折。舉個例子，本來從南經過天主教保留地到大鮑島，只要依次穿越平度路、黃島路的街道或者建筑空隙，可以很容易抵達，但因為屏障一般的聯排建筑的阻擋，卻讓這個簡單的行走路線變成了徹頭徹尾的迷宮歷險，所花費的體力和時間成本大大提高了。1913年華洋分治的限制廢除，黃島路已經形成的地理屏障卻保留了下來。直到今天，這一詭異的城市布局，依然清晰如昨。

　　周氏財富與黃島路

　　1905年黃島路建成，次年，剛剛進入青島發展的浙江商人周寶山便購買了黃島路上的幾塊大幅土地，成為這條具有分界線意味的街道欣欣向榮的象征。周寶山的出現，恰在一開始就暗示了黃島路的未來。周寶山又名周季芳，祖籍浙江慈溪，約于1905年進入青島，興辦周銳記，經營木材生意。周氏1906年在黃島路與平度路之間購入兩塊土地，奠定了黃島路街區土地所有權格局。就是在這一年，蘇皖浙贛四省商人在青島籌建三江會館，周寶山成為首任會長。1907年的5月，德國總督和山東巡撫楊緒祥出席了三江會館在大鮑島核心建造的會館建筑落成典禮。和聲鳴盛中，周寶山陪同著一群中德官員和各路盛裝前往的華商，把一個陽光燦爛的夏日渲染得風光無限。此后在1912年，周氏再將廣興里所在街坊收入囊中，進一步擴大了其在青島華人社區的影響力。同年周寶山與胡存約、朱杰、古成章4位華人獲總督任命，成為總督府特派信任。至此，周寶山以黃島路為中心的青島財富擴張地圖，得以確立。在1928年12月出版的《膠澳志》中，周寶山與傅炳昭、丁敬臣、包幼卿、成蘭圃、胡存約數人，被認為是青島開埠之始，“稍能自振代表同業以參預市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