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省徐州市睢寧縣創造勝地將個人生活的各個方面引入了大眾信用征集系統，從銀行欠貸到早點擺攤，從官員受賄到司機闖紅燈，從欠繳水費到家庭道德等無所不包。據說該項改革是師從美國FICO信用分制度，仿佛因此該措施就與國際接軌，具備了一定的合法勝。但我以為，還是必須將其錯誤分門別類地講清，免得誤會了美國，也免得其他地區錯上加錯。

美國FICO信用分制度的實施主體，是一家民營公司，而非政府機構。實際上FICO信用分制度之所以贏得市場的信任，源于它在一百多年的發展歷程中所秉持的“獨立、客觀”原則，得到市場交易各方的信任。而這種原則的建立，是因為它從數據的采集不但獨立于信用數據的供求雙方，而且獨立于政府的干預，排除了各方對其數據形成的主觀影響。

但睢寧縣的信用征集系統則反其道而行之，地方政府在其中夾雜了大量官員的主觀偏好。官員們顯然沒有意識到：他們的這些主觀偏好，恰恰侵犯了憲法所賦予公民的一系列私權。睢寧縣的信用分制度雖然名稱是“信用分”，其實已經和公民的信用狀態無關，而更多的是為了適應地方政府采用威懾的方式管理社會的工具。

從制度背景來看，美國的個人征信制度受到包括《公平信用報告法》一系列法律的約束。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法律約束對政府機構行為同樣有效。政府并不是該項游戲規則的制定者，也不是該項游戲的執行者。而睢寧縣政府搞的這個信用評分，權大于法的痕跡明顯。他們將自己看成游戲規則的制定者和執行者，而公民則被視為該規則的約束對象。

舉例而言，公民不履行贍養義務，應當受到道德譴責，但它不能也不應是政府通過行政手段實施的“正式制度”。如果政府要對養老進行干預，最合適的方式，是將養老保障制度全面覆蓋到所有家庭。不顧及政府作為而單獨指責居民不履行贍養義務，有失偏頗。至于把“鬧訪、纏訪”記為居民“失信”，更是邏輯混亂的表現。

美國FICO信用分制度有效地降低了整個社會的交易成本，創造了一個誠信的交易氛圍。公民們知道自己的這個分數越高意味著自己償還債務的能力和履約意愿越強，越有利于自己獲得交易機會改善自己的生活。這的確令人羨慕。但我們也要清醒地認識到：美國是在解決了有效地限制公權的問題后，才會演化出有效的限制私權的制度。如果我們通過加強公權的方式來限制私權，其實是南轅北轍，既不符合有限政府的大方向，也與公共服務型政府的愿景相違背。從這個意義上說，也許發放“良官證”比發放“良民證”更來得緊迫。

摘編自《南方日報》3月30日文/鄒嘯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