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多次發生過程度不同的“移民巴蜀”的事件，漢、唐等歷代王朝統治者，一旦面對國家范圍內的災害，往往都采用驅令人民“就食巴蜀”的措施來緩和矛盾和轉嫁經濟危機。揚雄先祖伯嶠，在晉六卿爭權之亂中為避禍而逃于巫山，因家焉。后又“溯江上處巴江州”，再于漢代為“避仇”而“溯江上處岷山之陽，曰郫”，李白、蘇軾等先祖的入蜀，則是個別。但是我們必須強調這樣一個事實：中國歷史上幾次大規模的移民巴蜀的潮流，從與當地土著數量相比，畢竟還是少數，并未從根本上改變四川人的民系(人種)構成，巴蜀地區也未能改變大盆地風土制約所形成的巴蜀民俗風習以及“四川話”的方言方音特征。按照人類文化學的理論，一種異質文化進入一個具有強勢優勢的新環境中，常常會“入鄉隨俗”地被當地土著文化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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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民薈萃的洛帶古鎮

　　到了14世紀，朱元璋與元朝統治者的政權爭奪戰爭中，華夏大地遭受一場大浩劫，接著又是16世紀明清之交的戰爭，社會生產力遭受巨大破壞，人口銳減，人們──包括許多歷史學家都說：兩次戰爭，四川地區受災特別嚴重，因此需要向四川大移民，其結果就是，今天的四川人都是移民的后裔。

　　很多史料給我們描述著當時的情況：明清時期四川的很多地區完全荒蕪， 方圓百里幾乎看不到一個人，“有耕田行路，被老虎白晝吞食者;有鄉居散處，被老虎寅夜入食者;及各州縣，城垣倒塌，虎亦有徑行欄食者”，甚至在成都平原這樣人口密集的地方，荒蕪的程度竟然達到“城郭鞠為荒莽，廬舍蕩若丘墟，百里斷炊煙，第聞青磷叫月;四郊枯茂草，唯看白骨崇山”(康熙版《成都府志》)。《清史稿》卷120載：明末清初四川人口“孑遺者百無一二”、甚至是“靡有孑遺”。民國時期編撰的《瀘縣志》甚至言之鑿鑿：“自外省移實者，十之六七為湖廣籍(麻城縣孝感鄉)，廣東、江西、福建次之”。這就是整個四川人都知曉的“張獻忠剿四川”屠盡川人，才有“湖廣填四川”的移民大潮。

　　歷史上四川曾經有過8次大規模的移民運動，其中最大的兩次，一次是元末明初，因為連年的戰爭，人口大幅度下降，土地也荒蕪了，朱元璋打下天下后，為了恢復元氣，從兩湖還有廣東大量移民入川，史稱‘湖廣填四川’。第二次，是明末清初，起義的農民軍和官兵連年激戰，四川人口降到全國倒數第三位。據縣志記載，安岳縣甚至‘戶不盈十，丁不滿百，難以設官’，不得不歸并到遂寧縣。所以，清朝前期又出現了一次‘湖廣填四川’的移民運動。這次移民運動，持續的時間長達半個世紀，各省有100多萬人入川，占當時四川人口總數的一半。所以，清代四川的人口，大多是兩次“湖廣填川”移民的后裔。由于家庭的口耳相傳和整個四川社會民間傳說的影響，很多人一直認為是從祖上是從湖北孝感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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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廣填四川

　　在當今的文化熱和尋根熱大潮中，四川人紛紛探詢自己的來源，在互聯網上，尋根指向湖北省麻城縣乃至于麻城孝感鄉的人比比皆是……

　　在元代，湖北的東南部和湖南、廣西被劃為“湖廣行省”(“四川省”得名在這個時候)，省內有襄陽、黃州、蘄州、興國、峽州、武昌、江陵(中興)等州和德安、沔陽、安陸等府，元代和明代時中國流傳的“湖廣熟，天下足”民諺，說的就是這個魚米之鄉。康熙六年(1776年)，湖廣左司所屬轄區改為湖北省。從魏晉時期一位姓麻的將軍在當地筑城始，就有了“麻城”，隋朝正式設置麻城縣并隸屬亭州，到明代黃州領黃岡、木蘭、麻城、黃陂四縣，有《明史·地理志第二十·湖廣·黃州府·麻城》為證明;《清史稿·邦交七》《清史稿·仁宗紀》都有關于麻城縣的材料記載，也有《清史稿·地理志第四十二·湖北·黃州府·麻城》作證。

　　清代著名學者章學誠在編撰《湖北通志》時還專門編修過《麻城縣志》，如此種種，更顯示著這個地名從未變化過。查閱麻城縣境內的地名，有麻溪河、乘馬崗、項家沖、岐亭、白果、鹽田河、三河口、黃土崗、曹家河、齊安、蒙蘢、龍潭湖等鄉(鎮)之名，惟獨就找不到那個“孝感鄉”。20世紀20年代的紅軍“黃麻起義”使一批麻城人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著名將領，翻閱他們的回憶錄和有關傳記，也找不到一個“孝感鄉”人。但我們卻在另外一個地方找到了“孝感縣”。在秦代的南郡、漢代的荊州江夏郡、晉代的安陸郡所轄的這塊土地上，南北朝時期的宋孝建元年(公元454年)，鑒于該地“孝子昌盛”之故，于是就設置“孝昌縣”。后唐同光二年(公元924年)，莊宗李存勖因縣名中的“昌”字犯了其祖父名諱，遂根據孝子孟宗哭竹至孝之所致感和董永賣身葬父等孝子行孝的事跡，改孝昌縣為孝感縣，這就是孝感得名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