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經濟史幾千年的發展過程中，有學者認為“清代社會經濟是中國封建經濟發展的高峰”[①]，尤其是歷史上著名的“康乾盛世”。休寧黃氏《家用收支賬》所記錄的從雍正四年至乾隆十三年的時間段正好是“康乾盛世”130多年的歷史中承前啟后的重要階段。在以往的清代經濟史研究中，多是從國家的高度、財政經濟政策的運行情況來探討清代經濟的發展與特點以及它所具有的影響和地位。本文所考證的《家用收支賬》會吸引學者們將研究的視角由社會精英轉向普通百姓，將清代普通民眾的鄉村生活展現上歷史的舞臺。

　　目前，對傳統經濟時代普通民眾日常經濟生活的量化研究，都僅僅處于起步階段，相關史料的缺失是此方面研究進行深化的最大障礙。要進行量化研究，不但要求史料是有代表勝的，還需要是用數字語言記錄的居民日常生活狀況，更重要的是具有一定的連續勝和數量，分散的、零碎的資料是無法支撐該項研究的。現在近代經濟史有關此方面的研究，使用的多是民國時期的農村調查。更早的徽州檔案文書資料中，能夠發現符合此要求的三冊《家用收支賬》真是非常幸運的事情，普通居民為家庭的日常生活與消費做詳細的記錄，而且不是短時間的，能夠堅持二十三年，這長達二十三年的家庭經濟收支帳(1726---1748)，走過280余年的歲月，歷經政權更替，社會變遷，躲過戰火，免于蟲蛀，大部分能夠完整的保存下來，這真是一個奇跡。該三冊《家用收支帳》沒有開始也沒有結尾，很可能它們只是戶主一生記錄賬冊中的一部分，其他年份的賬冊，可能現在還沒被發現，也可能被毀損。對該黃氏《家用收支賬》的整理是很迫切的，該史料價值珍貴，在十八世紀中前期的家庭經濟、物價史、雇傭制度、商品經濟發展等方面的研究可以提供第一手的資料。因此，本文對該賬冊的相關問題進行考證，會對休寧黃氏《家用收支賬》這份珍貴史料的研究和使用大有裨益。

　　雍乾時期休寧黃氏《家用收支賬》，原件現藏于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共有三冊。《徽州千年契約文書·清民國編》卷八中收錄其中一冊。原件250×205毫米，505頁。封面有“家用收支帳” 字樣，下有“完糧字號附后”小字，是按順序記有雍正十一年至乾隆八年的家用收支帳。另外兩冊記錄的時間分別是雍正四年至雍正十年的收支帳與乾隆九年至乾隆十三年的收支帳。雍正四年至雍正九年的家用收支帳保存不完整，已有蟲蛀和破損，部分內容和文字缺失，帳后附有雍正四年至雍正十年的“完糧登號抄底”。乾隆九年至乾隆十三年的家用收支帳保存較完整，除個別字跡模糊，記載比較清晰，帳后附有乾隆九年至乾隆十三年的“完糧登號抄底”。此三冊雍乾時期休寧黃氏《家用收支賬》詳細記錄了雍正四年至乾隆十三年共二十三年的日常收支情況。按照中國的傳統習俗，在賬冊中提到的人物年齡都應是虛歲。

　　在本文中，如引用的收支帳資料是雍正十一年至乾隆八年時間段的，因為已經整理出版，會標明腳注、頁碼。其他兩冊雍正四年至雍正十年的家用收支帳和乾隆九年至乾隆十三年的收支帳，沒有頁碼，在文章中的引用以收支事項發生的年月日為依據進行使用。

　　一  黃氏《家用收支賬》記錄者考證

　　徽州地區建制已久，春秋時期屬吳，后歷代沿革，至“本朝初，屬江南左布政使司。康熙六年，分屬安徽省。領縣六：歙縣、休寧縣、婺源縣、祁門縣、黟縣、績溪縣。”[②]府治在歙縣。“徽州介萬山之中，地狹人稠，耕獲三不瞻一。即豐年亦仰食江楚，十居六七，勿論歲饑也。天下之民，寄命于農，徽民寄命于商。而商之通于徽者取道有二：一從饒州鄱、浮，一從浙省杭、嚴，皆壤地相鄰，溪流一線，小舟如葉，魚貫尾銜，晝夜不息。一日米船不至，民有饑色，三日不至有餓莩，五日不至有晝奪。”[③]徽州地區特殊的地理環境和自然條件，深深地影響著該地區人們的家庭經濟和生產生活。本文所考證的《家用收支賬》的記錄者休寧黃氏就是世代生活在徽州地區的普通平民百姓，他的人生經歷、家庭生活、社會交往等活動都通過詳細記錄的《家用收支賬》真實的反映出來。

　　在近三百年前，如此精明和細心，能夠堅持二十多年的記錄其家庭生活的收入和開支的黃氏到底是誰呢?這是我們首要解決的問題。因為在該賬目上沒有提名和落款，該帳目的主人沒有清晰的記載，我們只能從賬冊記載內容的只言片語中尋找線索。